，这才是喜剧性的思维。
    换一种眼光看世界，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因为判断一件事情关键在于你的评价体系。
    1999年，被评为“全国十大杰出女性”第一名的是广州白云机场的一位女职员，她结婚二十年来一直与丈夫分居，生下孩子8年不养，送到老家的农村山区。孩子8岁时，她去接孩子，孩子就是不叫她妈妈。在火车上，她坐在车座的外面拦住孩子不让他出去，甚至不让他上厕所，逼着他喊妈妈，后来孩子忍不住了，才喊了她一声“妈”，母子二人抱头痛哭……乍一看，有亲情、有泪水，是挺感人。但孩子最需要的是母亲，白云机场最需要的未必是母亲。假如为了工作要牺牲丈夫、牺牲孩子，假如所有的人都这么做，我们这个民族家家户户都会生活悲惨。党的十六大提出：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这些所谓“伟大感人”的事迹都违背了十七大的宗旨。

    特别是有一年，全国总工会评选“全国十佳优秀教师”，其中一个候选人是没有四肢的残疾人，每次上课都被别人放在讲桌上，用嘴咬着笔写字，整日看着这样的老师是对学生心灵多么大的毒害呀!我们反而把这个人当作劳模评选对象。这样的人当老师、这样的人被评为先进对象，是对人性极端地忽视，让孩子的心灵处于一种扭曲的悲惨状态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 许多人就以这种最悲惨、最极端的生活来感动别人，来谋取某种胜利，越自虐、越悲惨，似乎越能成为楷模。可以说，这种文化是没有前途、没有希望的，应该立即被抛弃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 在日本，媒体是不准宣传残疾人形象的，政府明文规定：残疾人禁止上电视。既然你已经残疾了，还宣传你做什么?我们国家实际上也有规定：残疾人是不能当老师的。在美国，政府也好，企业也好，都会在年终时节奖励这一年来既身体健康、又做出成绩的员工。中国领导却每逢年节去看望医院里的病号，对于健康者没什么表示。中国人往往更注重“感人事迹”的宣传效应，好像这能带来某种激发民族潜力的精神。余世维讲过：“多少时问才能沉积一点点历史，多少历史才能沉积一点点传统，多少传统才能沉积一点点文化，多少文化才能沉积一点点习惯。”我们已经习惯这样悲剧性的思维方式，习惯用悲情的眼光分析事物。但足，事情总要有人开头，总要有人去做，所以，从我们这里可以试着开始，换一种模式思考。

    实际生活中90％以上悲剧都是人为的悲剧，并不足注定要发生的。举个例子，孟加拉有一次七级地震，一下死了30万人。同样，在美国西雅图也有一次同级地震，没有死一个人，只倒塌了一根门柱；当时比尔•盖茨正在演讲，整座楼都在晃荡，但是没有倒。因为美国人把工程做得很精良，他们提前做了预防，而不是等到悲剧发生了再大肆渲染，号称自己“齐心协力、同丹共济”。

    为什么大自然要给人地震?就是要把人类把工程做好，不能出现豆腐渣工程。同样的震级，因为西雅图的建筑都作了防震准备，他们水泥钢筋的工程质量都能达标，地震来了也不怕。所以，你的思维方式改变，你的行为方式改变，就不用再去指责大自然。世界上很多东西不是天灾，是人祸。埋怨洪水来了、地震来了，因为你把树木都砍掉，河道也堵塞了，大自然当然惩罚你。发达国家的很多东西都梳理好了，比如加拿大、新西兰、欧洲、美国，他们的自然灾害就少。引以为戒，只要我们不去这么想，就不会这样做，不这么做，就